7月15日，“三高”足球队队员在球场上训练。
如果你打开一个专栏
近一个月来，亿万中国球迷都沉浸在世界杯的狂欢中，但南非的赛场上却依然没有中国球员的身影。 很多人不禁要问：13亿人，为什么不能选出11名好球员呢？ 然而，残酷的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几乎耗尽，这种趋势甚至正在蔓延到整个中国体坛。
7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率总局八部门负责人到人大附中第三高中足球训练基地调研。 他反复强调，“重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 “体教融合”多年来一直被呼吁。 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多年来，“体教结合”的探索从未停止。 有的人在坚持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有的人却变得越来越迷茫。 在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困难但必须的“死结”。 中国体育别无选择。 即日起，本版推出《解读‘体教融合’》栏目，以学校体育案例解读体育人才培养链条的悲欢离合、得失与失落。探究我国“体教融合”的难点所在。
从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的一个岔路口拐弯，蜿蜒穿过树林、农田和村舍，路的尽头出现了一片空地。 绿树环绕着砖红色的建筑，大大小小的足球场交错。 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第三中学足球训练基地。
7月20日，胡建平教练坐在基地食堂里。 他身后跟着一群12、13岁的男孩，都是短发，围坐在一边吃着有说有笑。 这位前北京国安球员曾经是中国足坛的尖子生之一，如今却是“小子王”。
坐在他对面的是这里的“掌门人”、三高足球训练基地主任李连江。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担任体育教师35年，他用25年时间打造了“高道德素质、高文化素质、高技术水平”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 胡建平当年珍贵的大学生身份，在“三高”里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里的孩子除了10%进入专业队外，其余90%都通过了体育生招生政策，几乎全部考入了北大、清华。 是通往中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名校的大门。
前来参观的亚足联前秘书长维拉潘感慨地说：“全世界踢球的孩子90%上不了大学，但这里90%的孩子都能上大学，这太棒了。”
建设100个“三高”，就要有100个这样的校长、团队、办学理念
放眼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知名学校。 刘鹏志校长的“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名言更是脍炙人口。 李连江从心底里尊敬着这位老领导，但谁也没想到，将李连江的足球队从校本部“赶”到这个地方的却是刘鹏志。
“我们以前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队，每天下午训练的时候都会封锁操场。” 有一天，刘鹏志把李连江叫到办公室，指着桌上的一叠信说：“这是一百多封家长和学生的投诉信。”无奈之下，足球队只好离开了足球队。校本部并在郊区定居。 “足球队不能剥夺普通学生锻炼身体的权利。” 即使“背井离乡”，李连江也心服口服。
建设实训基地，一切从零开始。 难度超乎想象。 “校长来了，哭了三遍，哪来这么多钱？” 没有资金，他只能想办法。 李连江请来了共建单位坦克六师，一个部队，十几台机器，干得漂亮。 40多天了。 军长说道：“连江，我们的粮食和机油你管管就行了。” 平整土地没有花一分钱。
当年，李连江和他的团队在基地里搭起帐篷，吃住，从食堂到宿舍再到教学楼，一砖一瓦地修建起来。 从一片坟墓遍地的荒地，到占地180亩的大型足球学校，李连江说：“这就是人大附中的精神，一切为了学生。我们搬出了校本部，但提出了这个概念。”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踢好足球，考试得一等奖，但如果他们学习合格，我可以做到。
谁说体育生就一定学习不好？ 李连江不信这个邪。 “三高”的孩子可以踢足球，成绩也好。
尽管距离人大附中主校较远，但学校派出了文化老师，让两地共享教育资源。 平时，除了每天下午一个半小时的训练外，孩子们其余的时间都和普通中学生一样，上课、辅导、自学。 如果出去比赛，总会有文化老师随队，利用间隙授课，甚至快递试卷与系里的学生同步考试。
第一次带队去广西梧州冬训，李连江就去借了一间教室。 当地负责人惊讶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足球队用过教室！” 现在，每次教室都提前准备好，就连冬训队的其他球员家长也会央求，“让我的孩子一起去上课吧”。
让踢球的孩子安心走进课堂，用胡建平的话说，“我自己上过学，知道有多难”。 因此，体育成为调动学习积极性的杠杆。 有一次物理课讲空气动力学时，老师以卡洛斯的任意球为例，孩子们的兴趣立刻就起来了。
李连江说，文化教师走进训练场、教练员走进课堂，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学生。 这是体育与教育结合最闪亮的缩影。
在“三中”，孩子们的第一身份始终是学生。 无论体育成绩多么优秀，如果两科不及格，就不能出国参加比赛。 这是一条牢不可破的规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有一次，他希望一线队去澳大利亚打一场比赛。 临走前，主力中后卫因两次考试不及格而被李连江拦住。 父母千里迢迢赶来求饶。 李连江说：“我不狠心，我对你儿子负责。如果他以后踢不出来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
别人做好一件事，你做好两件事，这就是成功。
“三高”模式的核心是让从事体育运动的孩子接受正规教育。 这正是传统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所抛弃的环节。 青少年时期是提高体育水平的敏感期，也是学习知识的关键时期。 “三高”模型想要证明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有人认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学习与培训的矛盾是死胡同。 李连江有自己的看法，“要求踢球的孩子拿到600左右的成绩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在踢球和成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国外“体教结合”的成功案例中，训练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质量和效率。 李连江首次率队前往墨西哥集训。 外教每天训练一个半小时，毫不耽误。 他觉得这些钱实在是浪费了，于是晚上就偷偷多练了一些。 结果对方退出了，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训练。 3个月后，效果明显，李连江很感动。
“我们每天的训练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我们会刻苦训练新浪中超足球游戏球员，训练结束后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有人说“三高”是半军事化管理，但李连江说，“我们不是军营，而是学校”。 读书会、演讲比赛、短片排练，这校园文化的“三高”并没有被丢弃。 听说冬训基地孩子们表演的英语剧“惊艳”。
“三高”是教育模式。 成不成明星没关系，但人的素质一定要培养。
对于家长来说，送孩子去“三高”最大的动机就是在这里训练不会被“浪费”，而是多了一条出路。 在李连江看来，“三高”最大的成功不在于培养出女足队长刘影、男足国脚王安治等著名球员，而在于通过足球教育培养良好的素质，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
“学校体育不同于竞技体育的淘汰制，红花绿叶必须有自己的价值，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和能力。”
北京有一对兄弟宋飞、宋翔。 他们家境困难，父母靠经营烟摊养家糊口。 在“三高”踢了10年足球后，两人都获得了北京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并效力于中甲联赛。 现在一个留在学校工作，一个在新浪网工作。 李连江说，如果足球能够带领孩子们走上这样一条路，何必担心没人踢呢？
“学‘三高’不是建基地、组建希望队、出国竞争，而是学这个理念，把道德素质、文化素质放在第一位。” 当听说北京“三高”培训、该校光华管理学院学生周银萌在汶川临时工作期间讲话时，李连江泪流满面。 对于这样的学生来说，无论路途多么艰辛，都是值得的。
“我宁愿得不到金牌，也不要把‘三高’精神丢给我！” 这是李连江经常对教练们说的话。
这些年来，赞助商变了，但“三高”的理念却没有变。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到来，让“三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事实上，一路走来新浪中超足球游戏球员，各种困难也接踵而至。 “三高”们一直在孤独中坚持，看似成功的“体教结合”的背后，却有着深深的苦恼。
与职业俱乐部雄厚的财力相比，“三高”的口袋从来就不富裕。 从基地建设、体育设施到比赛装备、海外比赛，每一项都需要大量资金，仅靠学校的教育经费是远远不够的。 起初有几个单位想联合建设这个项目，但开工仪式举行了，钱就不见了。
李连江说，粗略统计，我们的经费来源有1/3来自学生，1/3来自人大附中，1/3来自社会赞助，仅够勉强维持。 俱乐部的名称也几经变更新浪中超足球游戏球员，从最早的国星、BTV、华星，到如今的翼城。 不过，随着团队水平的提高，资金也大幅增加。 我们只能一边想着“招”筹款，一边想着“省钱的办法”。 “比如去韩国打比赛，相互之间建立沟通机制，食宿费用相互‘付费’，这样海外比赛的食宿费用就可以省下来。”
教练们也在想尽办法降低自己的薪酬。 “专业球队聘请我们教练时，年薪100万元，不含奖金，我们只给1/10。” 李连江坦言，单纯依靠团队凝聚力来吸引师资，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
但无论存多少钱，李连江对于学生该花的钱从来都不含糊。 “按照竞技体育的规律，培养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需要每年打80场比赛，这笔钱是必须要花的。” 他表示，无论如何变化，“三高”体育与教育结合、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宗旨始终没有变。
原声播放
“中国足球目前处于非常落后的境地，想要改变，必须从小时候开始。”
“中国足球如果仅仅通过看球、评球来提升足球水平，那是痴人说梦。”
“其他项目虽然面临困难，但仍然有改革的空间。但中国足球已经没有改革的空间，需要重建，因为整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崩溃，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已经几近枯竭。因此，他表示，重建后备力量训练体系是中国足球的当务之急。”
“现在我们要真正形成一个意识，培养青少年足球实际上是一项公益事业，不要指望从中获利。”
“中国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与社会主流教育体系是孤立的。”
“多年来，竞技体育始终存在着文化、教育、训练结合无法打破的僵局。我们必须打开体校的封闭围墙，积极与教育融合。”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第三高中足球训练基地调研时的讲话摘录
本文标签： 新浪中超足球游戏球员